再次，应当逐步建立和完善师资培训制度，按计划、有目的地培训中青年法学教师，对参加培训的中青年教师要颁发相应证书，并将培训情况记人教师业务档案，作为聘任岗位职务的重要依据。

但是，正如经济生产者在提供了他者所需的产品的时候应该获得回报、在没有提供他者所需的产品的时候不应获得回报一样，法律生产者也必须面对是否应该获得回报的问题。现在A则失去了他自己的木材，而同时又没有得到任何回报。

具体案件，是法官和管制者必须面对的。在一个松散的互不相识的人的相互协作中，作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利益冲突则可能是颇为重要的。法律应当存在，而且对过去和现在加以考察的话我们的确可以看到法律也在发挥着应有作用。在后面砸伤例子中，如果原告也是腰缠万贯，而被告则是斗室家贫，或者反之，原告倒是一贫如洗，而被告几乎都是达官贵人，那么，判决经济拮据一方胜诉，同样会有良好的激励和良好的社会财富再次均衡。这名过路人因此付出了医疗费并且蒙受其他损失。

其三，不患寡、患不均的效应在小型群体中不是那么特别的明显易见。其所需要的修正方式也是非正式的，仿佛是习惯在启动着修正程序。如韦伯所说的卡里斯玛型权威来自权威个人的非凡品质，通常与制度或规则无关。

尤其重要的是，法治有助于促进共同的利益和目标，即使得合作生活成为可能。在拉兹看来，每个人都有实践理性，每一个时代都存在着自主生活的人是一回事，把自主当作一个值得珍视的价值看待是另一回事。法律的主要功能是指引人的行为，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做的。第一，拉兹提醒人们注意去做法律所要求之事与服从法律的道德义务之间的区分。

一个自主的人除了服从理性的判断之外，不承认任何权威。友谊和公平之所以就具有特别的意义，是因为在每一个政治共同体中，都存在一个重要的共同利益或共同目标，这就是在一个几乎对每一个实践问题都缺乏一致同意的社会，如何使共同体成为可能。

由于一致同意的合作缺乏可行性，合作的难题因此就转变为在一个缺乏共识的社会中如何进行合作的问题。在确信的层面，医生的诊断和建议是作为独立于内容的、断然性的理由被病人接受，但医生的建议不会直接引发它所建议的行为，因而它们不是行为的理由，而是确定行为理由时应予以高度重视的理由之一。法律具有形式的和程序上的公平（formal and procedural fairness），它能够平等地对待每一个社会成员。[66] 法治的这些特点包含了许多重要的价值。

拉兹的权威理论是对权威的性质的一般性说明，只能以第一种实践理性的概念作为基础。4，在各种善和实现善的方案中保持超然。每一种方式都必须解决两个问题：第一，选择合作模式，第二，在实际合作中执行该合作模式，以确保通过合作获得可欲的利益。在囚徒困境中，假如各方合作，结果会比相互背叛好。

最低限度的自主要求人们把所有的理由都看作内容依赖的、慎思性的理由，而权威则要求将其命令看作独立于内容的、断然性的理由，这实际上就拒绝了人们对命令的内容进行理性判断的可能性。其次，法律的体系性公平只具有否定性的价值，不足以单独产生服从法律的道德义务，而是取决于它所服务的目的。

然而，沃尔夫的自主概念非常混乱。在菲尼斯看来，这一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法律制度。

第二和第四种理由，与合理性匮乏有关。但拉兹认为，包括沃尔夫在内的许多学者，都忽视了行为理由的多样性和实践推理的复杂性。换言之，使得法律权威成为道德上卓越的，是权威的三个命题所表达的权威结构。这种观点把实践理性看作某种工艺（craft），好像人类的善就像煎蛋卷那样，可以根据某个菜谱，按照一定的程序制作出来。如果存在这么做的有效理由，根据独立于内容的、断然性的理由而行动与自主之间就不存在冲突。而统治的权利是一种辩护权（justification-right），[20]这种权利不支持对另一个人提出的要求，而是对某一个行为的辩护要求的回应。

行为人很容易受到偏见和冲动等因素影响，或因为意志软弱、焦虑、疲乏，而不能冷静理性地做出判断。首先，由于各种善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和可传递的位序，各种善偏好及其实现方案之间也是不可通约的，无法将各种善加总成为某一个最终的人类活动的目的，也不可能找到一个合作各方都能同意的最佳方案。

8，以官员身份、拥有创立、执行和裁判的权威人，有责任尊重那些适用于他们的行为的规则，且他们执行法律应该一致，并符合法律的要旨。第一，它要求人们把所有的行为理由都当作可以运用理性能力去审查的理由，即内容依赖的、慎思性的理由。

一种是限定的、法律意义上的实践推理模型，主要是指第二步。我将在第三和第四部分详细阐述他们的观点。

但基于公平的论证是难以成立的。而这一道德义务直接来自个人的实践理性的要求。这一类型的理由具有双重性质。由于个人与权威在基本善和共同善等问题上不存在分歧，权威要求服从的权利主张在个人之间也不会存在差异。

因此，菲尼斯只要说明权威是一种共同善，实践理性依据其要求，尤其是要求5，自然就会产生服从权威的道德义务。根据最低限度的自主概念，该人是道德自主的，但就其做出了道德上错误的判断而言，他又不是一个道德自主的人

第三圈扩展到欧洲大陆文明（500-1945年），形成了环绕欧洲的商贸体系、政教合一的罗马帝国，并经由文艺复兴、新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最终导致了欧洲均势争斗、两次世界大战、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对峙。传承了中国文明的存在、安全、正义三位一体，构成了中国特色、安内攘外、长治久安、一以贯之的和安文明。

各自守成，方能成就集体安全。第三，良好运作的国安法治体系，将会降低中国应对国际冲突的反弹成本，提髙反制与威慑的力度，不必一有分歧就采用中断谈判的办法，增加中国外交的国家安全法定理由，取得与国际社会更多的规范性共识，获取利益相关者更多的法治文明认同。

{1} 中国的文明守成于三大和谐。中国文明崛起与国安法治的路径思考 中国发明了国家制度、希腊人发明了民主制一一弗朗西斯·福山反思后认为：后续模仿民主制的国家都具有致命缺陷，既不易扩张，也难以管理庞大帝国。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源自中国社会一些非同寻常的特点。二、国安法治，沟通中西文明、减少误判 中国的法治建设步伐，已经从重点研究服务改革开放的通用法治，发展到需要匹配中国崛起，反映国家文明自信，重点研究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文明崛起阶段。

中国的制度还在形成发展之中，而美国的制度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约翰·奈斯比特夫人潜在的含义是说：中国因为没有实行三权分立而让她觉得制度不成熟。西方文明并非源于地球上的四大文明古国，而是源于此后的古希腊文明。

至今12年来，国内学界通过与西方学者政要反复沟通交流，发现了西方对中国和平崛起存在着三层学术上的猜忌：一是因缺少三权分立的相互制衡而缺失的国内稳定性，二是因中国崛起而引发的周边抵制性，三是由于新兴大国的崛起而引发的大国冲突性。如果说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守成文明，那么，西方文明则是转圈拓展出来的历史拼接式文明。

布热津斯基认为：如果说，在亚洲，存在一个大家都越来越害怕的国家，不会是印尼，不会是印度，也不会是日本。然而，无论中国文明能否赶得上西方，其守成的稟赋就在那里，其和安的传统与趋势从未偏移。